“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公布，给近年本就不断升温的考古热潮又添了一把火。广东两项目入选，一陆一海，令人欣喜。

实际上，1932年，中国第一个职业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就在广州成立。它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期刊，探索了田野考古的新模式，在中国考古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广州是中国近现代田野考古的策源地之一。1928年1月，中山大学语史所宣告成立。语史所设立了民俗、考古、语言、历史四个专业学会， 其中考古学会成立于1928年12月14日，推举商承祚为主席。很快，原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主席、中大教授马衡就拟定《本校筹备考古学系之计划书》，为语史所的考古工作制定了清晰的蓝图。虽因时局和经费的困扰，其实施的考古发掘工作仅为1928年4月份对番禺县员村乡晋代古墓的清理，但在组织架构、人员配备， 尤其是学术思路及工作开展方向都有了相当的积累。

当年，民间考古团体“中华考古学会”诞生。它的活动理念延续至稍后出现的广州市立博物院和黄花考古学院，对岭南地区考古学的成长影响至深。

“中华考古学会”由“广州古玉学会”改组而成。广州古玉学会创设于1925年。扩充为中华考古学会后，颁布了自己的宣言及简章，强调考古学在西方早已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并宣称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史前遗物及有史以后关于典章制度之玉、石、骨、角、陶、磁、铜、铁、图画等物”。且“如遇古冢、古城，及古器物等出现，得派员前往参考，及知会该管理地方官吏妥为保护。又本会对于各地方名胜、建筑， 及各种古物， 既有保护之责， 如查有倒卖毁坏等事， 得随时呈请政府制止之”等权责。可见，它也将自己定义为具有文物保护职责的组织。

1931年，广东嘉应（今梅县）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报人、曾参与筹建广州市立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前身）的谢英伯以“中华考古学会”为基础， 组织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职业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

黄花考古学院一成立，即吸纳了刚从国外学习考古、民族学归来的留学生胡肇椿、杨成志等年轻学者。以蔡守等为代表的传统金石家，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花考古学院高度重视田野考察，被视为南方致力于考古发掘事业的代表。1932年，黄花考古学院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期刊《考古学杂志》创刊号，不仅收录学院成员的研究论文，也有符合规范的调查报告和发掘报告。

谢英伯在《考古学杂志》（ 创刊号） 上发表了《黄花考古学院的组织和使命》，将珠江流域提升到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中华文化的策源地之一，而作为南越中心的广州自然成为其重中之重。所以，考古发掘的实践就成为黄花考古学院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

蔡守

在黄花考古学院有限的考古发掘活动中，东山猫儿冈的发现最受瞩目。它是广州乃至于岭南地区最早按照科学方式正式发掘并发布发掘报告的墓葬之一。1931年初， 蔡守的学生巴礼夫报告邻居在建造房屋时发现墓葬。蔡守、谈月色夫妇遂向广州市立博物馆申请发掘。田野清理工作自1931年2月26日开始，3月5日结束。虽然“南越王赵兴墓”的推论不足为道，但就其过程、记录、报告刊布等，以今日眼光来看都很令人钦佩。

广州博物馆

谢英伯等发起的“广东文物展览会”中展出的“天蠁”琴 现藏广州博物馆

黄花考古学院学人的理念和考古成果在后续的广州市立博物院的活动中部分地被展现出来。胡肇椿强调通过宣传来推广考古的观念，以及“考古学展览会”“出版”和“演讲”等具体的手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1933年和1940年，谢英伯先后主持了“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和“广东文物展览会”，成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展示广东本土文物文化最重要的两次展览，也是现代公民教育的重要媒介。两次展览，黄花考古学院成员都参与其中。学者评价：通过两次展览会，学界及公众对本土文化的认识不断提高，并触发了爱国爱乡的广东精神的形成。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刘丽琴